文/任小春
2019年10月28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共渠县县委、渠县人民政府和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承办的“贺享雍乡土小说创作道路研讨会”在渠县万兴酒店举行。我应邀参加了研讨会后，向单位申请公休假5天，局长申清勇同志批准我耍公休假时间为11月4日—11月8日。11月3日，周末，我把贺享雍老师的《乡村志》10卷大作规规矩矩安置到成都书房后，就到了东门市井的李劼人故居参观。巴金曾说：“只有他‘李劼人’才是成都的历史。”在李劼人故居的菱窠小院，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李劼人故居纪念馆的各种物品，同时想起了“宕渠四子”的贺享雍老师、杨牧老师、李学明老师，据说他们的故居已荡然无存，遗憾、心疼。周啸天老师的故居听说“也许在”。第二天，我在自学《学习强国》时，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我又想起贺享雍老师来。对于贺享雍老师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8年1月30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专供信息中曾就他的《乡村志》指出：贺享雍“以十卷本、三百余万字的鸿篇巨制的体量，从农村土地变革、乡村政治、民主法制等涉及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打造成乡土系列小说，这在中国现代、当代乡土文学史上，可以说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写作抱负很像柳青，在贺享雍《乡村志》小说里，我们看到了柳青《创业史》的写作成就在当下的最好的继承以及新的生长点。”“贺享雍乡土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乡村生活经验、内置的乡村视点，其小说既可以给农民看，也可以给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看，这在当前乡土小说写作中显得凤毛麟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第一二八期《发展乡土文学，助力乡村振兴》，作者刘艳。）由此可见他在全国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和地位。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创作道路、他的宝贵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的。
书信往来
“苦难是天才的摇篮！”
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这句名言，是36年前贺享雍老师通过书信写给我的。
经我前段时间查阅资料，确定我是1岁半时失去父母，由婆婆抚养长大。我从小对数字不太敏感，对文字颇感兴趣，大概就是天赋吧。那时家无藏粮，更无藏书，家徒四壁。根本无钱买书，除了课本书外，要想学习，我就在生产队集体面房里找包挂面的书报来读。上初中一年级时，看了一些电影，听了一些民间故事，就有了写作故事的冲动。1982年，县图书馆赵泽芳先生来文崇乡中心校讲革命故事，他作为一位老地下党员，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崇拜的偶像。确实没同他打过一句招呼，也没有人介绍和他认识，更不沾亲带故。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懵懵懂懂地用作文纸抄了一篇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表扬过我的作文，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赵泽芳先生寄去。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投稿。没想到，赵泽芳先生很快回信，信的内容大概是说我是祖国的花朵，稿件已收到，已转到渠县文艺创作办公室（简称“县创办”），今后我如要投稿，请寄给他们。虽然第一篇作文未变成梦寐以求的铅字，但着实令我兴奋了许久。从此，我开始向县创办投稿，刘友联、李隆炎老师相继短暂给我改稿回信。随即，郑恬主任每季度按时给我寄来《渠江文艺》杂志。1984年初，直接由贺享雍老师给我书信辅导，贺享雍老师给我辅导时间最长，辅导得很细致。
人们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想想我和贺享雍老师的人生交集，也是偶然中的必然。1983年下半年，县上专门成立了“文艺创作办公室”，《渠江文艺》由文化馆主办转到县创办主办，当时创办只有郑恬主任“光杆司令”一人。1984年春节刚过，贺享雍老师从屏西公社文化站借调到县创办，一边做《渠江文艺》责任编辑，一边继续从事自己的文艺创作。
《渠江文艺》是上世纪80年代渠县最权威的文学刊物，她虽然只是一本县级内部文艺刊物，可在当时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眼里，其地位并不亚于《人民文学》、《当代》等。在我还没正式向《渠江文艺》投稿之前，就在《渠江文艺》上读到了贺享雍老师《我的灰师傅》《五月人倍忙》等作品，作品中那些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以及散发出的浓浓的泥土气息，不但引起了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稚嫩心灵的强烈共鸣，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极深。而且在我心里树立起了一个高大的精神偶像，尽管我那时和贺享雍老师还无缘见面。
我作为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娃儿，赶场上街爱往乡文化站跑，文崇乡文化干事胡若兴和贺享雍老师一起在县上开过几次文化站干事的会议，听我提到贺享雍老师在辅导我写作，凭着他对享雍老师的零星了解，即给我讲：贺享雍也是屏西乡的文化干事，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回乡劳动，结婚后生的娃娃是侏儒，命运多桀。但他却矢志不渝，坚持自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恢复高考后，他想去参加高考，却因只有小学文凭被拒之门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这才开始文学创作。他曾经自学过缝纫，又跟人学过泥水工（他的《我的灰师傅》就是写的泥水工的生活）。在《渠江文艺》《巴山文艺》发表了一些作品，借调到县创办工作。听了贺享雍老师的曲折和不幸的经历后，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我更加以他为榜样，努力读书，战胜生活中一切艰难困苦。
第一次谋面
我投寄给贺享雍老师的稿件，他是件件必读，篇篇必改。他的字写得不大，密密麻麻，但十分工整，一丝不苟，显得很认真。后来我才了解到，由于他在自学期间，因家庭困难没钱买纸，裁下报纸的空白边角来做笔记，因而养成了把字写得又细又小的习惯。时隔多年，我已记不得我给他的信中到底说了什么，但我却记得他在给我的回信中，除了鼓励我战胜困难、努力学习和写作外，还教我如何做人。
1984年6月的一天，我忽然从邮局收到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一看，竟是贺享雍老师给我寄来的一本《周克芹小说集》，里面还夹有一封给我的信。信的原文我记不清楚了，但大意是说：“小春：我在达县参加改稿会，逛新华书店时，无意中看见这本《周克芹小说集》，周克芹和你、和我一样，也是农民出身，经历也十分曲折，我想这本书对你可能有帮助，特买下来送你。愿你能战胜困难，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读完信，闻着书页中散发出的淡淡墨香，我感动得双眼模糊了。尽管只是一本书，可直到如今，觉得这是我人生收到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那时我和他还没见面，只是互相通过几次信，他却给我买来书送我，对于当时一个学生娃娃，可以想像这种鼓励有多大。何况我当时已经知道贺享雍老师的家境并不好，每次从屏西到渠城办事都是走路，连车也舍不得坐，却惦记着我的成长并掏钱给我买书，这份友谊又是多么弥足珍贵。我知道贺老师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从此以后无论在学习和写作上，我都更不敢懈怠。
1984年8月10日，刚刚放牛回家的我收到来自县创办的会议通知，请我参加“渠县首届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后来得知是贺享雍老师极力向郑恬主任推荐我，给我了人生中第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的机会。
我婆婆也考虑到此事对我来说非同小可，乐意让我参加。在向邻居借车船费无果的情况下，她把家中准备做呷酒的高粱背到文崇街上卖了，慷慨地给我做路费。一路颠簸来到渠县城，在渠县大旅馆报到。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贺享雍老师，我曾想像他高大上，却见他中等身材，蓄着平头，一位典型的农村汉子形象。非常朴素，和蔼可亲。他对我嘘寒问暖，抑扬顿挫的话语中透出了无尽的关心和关爱。
发表处女作
参加座谈会的有郑恬、邓天柱、曾伟、杨方跃、欧阳军、陈平、郭惠民、龙懋勤、黄文峰、张丽等等，贺享雍老师自然不例外，他同时还要为会务忙里忙外。座谈会严肃、紧张、热烈，除我是个“戴着红领巾的学生”未发表过一个铅字的初学者外，他们都是有大量作品发表的渠县文学界的骨干。
座谈会上，贺享雍老师推出了我的寓言式小说《红霞》参加讨论。各位老师针对作品的不足，诚恳地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从小自由散漫惯了，哪见过这种阵仗，不由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郑恬主任和贺享雍老师见势不妙，马上把我叫出，语重心长地劝解起我来。贺享雍老师特别安慰我：“一切都是正常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好好听老师们的意见，你是最棒的！”座谈会，开了一周，我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学到了许多东西。期间，贺享雍老师还带领我们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渠江大桥。
在回乡之前，贺享雍老师在县创办给我解决了往返路费，还给我发了误工补助。参加这次座谈会不但认识了一批文学老师，学到了一些文学知识，还赚了误工补贴，我高兴极了。
不久，我的寓言式小说《红霞》发表在《渠江文艺》“纪念建国35周年”专刊号上。当我收到那期杂志的时候，《渠江文艺》那4个红色大字和变成铅字的《红霞》，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当年，我的第二篇小说《帮助》发表，两篇小说都是贺享雍老师编辑的。
直到现在，我都十分怀念上世纪八十代的创作氛围，真诚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创作环境，相互激励的、昂扬的创作热情，只可惜，商品经济的大潮很快就将这种珍贵的时代冲得七零八落了。
渠县十大杰出青年
我初中毕业考上涌兴中学高中部，的的确确家贫无资，只有回乡务农了。而那时，贺享雍老师也离开了县创办，重新回到他的老家屏西乡文化站，我们就渐渐地失去了联系。因为文崇信息较为闭塞，加之我无资金购买书刊。仅仅从《渠江文艺》和《巴山文艺》上读到一些贺享雍老师作品，加之商品经济大潮对文学的冲击，我的业余爱好就从文艺写作转为新闻报道。
1989年，我因落榜不落志，自学成才，业余采写发表新闻稿件500余篇，被评为改革开放十年“渠县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在进渠县城参加表彰大会报到时，欣喜地从报到名册上看到贺享雍老师的名字，我欣喜如狂，马上跑到他的寝室里找他。分别6年，终于重逢在渠县的大旅馆里。那晚，我才详细知道了他的人生和经历。
在《渠江文艺》编辑部期间，贺享雍老师创作了《五月人倍忙》《好事多磨》《蜜月，并不都是甜的》等小说。1985年，在《现代作家》发表《花花轿儿出山来》，根据小说改编的川剧《佳期》获得“四川省川剧创作奖”。当年10月，他成了县电大站给学员批改作文的自学视听生，成了县电大站的辅导老师兼学员。1988年，贺享雍老师取得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专业毕业证书，便由小学生一跃成为了大专生。1987年，是贺享雍老师的创作丰收年，5月，《天津文学》头条推出他的两篇小说《河街》《彩画》；7月，《现代作家》发表了他的小说《最后一次社祭》，不久，又发表了《郑家湾的子孙》，在全国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当之无愧地荣获“渠县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榜样力量
事在人为。成功决不是偶然。贺享雍老师从一个农家子弟，直白地说，从一个泥瓦工成长为一名全国知名作家不是偶然。我自然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虽然交往不多，但是他是我学习的榜样、行动的指南。1990年，我也由一名初中生考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渠县电大站汉语言文学专业，当时还是班长。可惜的是，学习一年后，我因家庭再遭变故，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辍学打工。在打工期间，包括后来返乡办学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写作，断断续续发表了许多文艺作品。渐渐地，有了把文章集结出版的愿望。2010年，我的第一部作品集《从巴河到渠江》印刷出版后，我自然兴匆匆地给贺享雍老师赠送一本。他在赞许的同时，实实在在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出版书籍是好事，节约几个出版费也可以理解。但是，为了真正意义上锤炼自己，从出书开始就要去申请正规书号，找正规出版社，不要去套用别人的书号，关键不能体现书的价值。”说实在的，当时我极其尴尬，面子过不去，内心极难受。过一段时间，我反复思考贺享雍老师的话，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后来，随着我《生命通道》《渠县的桥》《信·访》等出版，每次新书座谈时只要贺享雍老师在渠县他都会亲自参加，并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后来他建议我多写一些高质量作品，不要为写作而写作，也不要为数量而写作，注重作品的质量，并鼓励我多向省级以上文学报刊投稿，以此作为发展方向，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欣然接受。近几年，我陆陆续续在《四川文学》《四川作家》《中国交通报》《中国邮政报》《四川交通》等报刊发表了许多作品。
匆匆的时光如梭，岁月如流。我和贺享雍老师都进入了中老年的行列，今天我能挥洒自如地发挥业务爱好，得益于遇到了贺享雍老师这位良师益友。虽然我和贺享雍老师都经历了许许多多人生沧桑，但是，我们的故事，不能遗忘。他对我的情谊，永远铭记。
作者简介：任小春，现供职渠县交通运输局，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作品集《生命通道》、《渠县的桥》、《我和他们的故事》等6部。
窥视卡
雷达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