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县川东地下党主要开展了发展党员，团结群众组织“三抗”斗争，坚持统战工作、打击顽固派，抗清剿、保自己、壮大组织，组织地下武工队，迎接解放等方面工作。现详述如下。
一、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1939年，渠县有庆籍人孙永昌在渠县临巴镇公所任干事时，由川东地下党临巴支部书记唐毅介绍入党。1943年，中共临巴地下党组织暴露，受到国民党追捕，川东党负责人接上级党组织“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12字指示方针，孙永昌被迫返回原籍按兵不动。1947年秋，中共川东工委派周兴民、李家庆、熊扬3人回渠县恢复组织，发展武装力量。熊扬到有庆与孙永昌取得联系，安排任务，并派唐玉辉协助孙永昌工作，发展张良成、文汉立、孙常盛、王卓成等为党员，建立支部，由唐玉辉任书记，孙永昌、文汉立、张良成、周治法为委员。孙永昌等人利用当时有庆地区的南北派系活动为借口，组织“生期会”，广纳会员250多人，传播革命道理。1948年12月，唐玉辉、张良成两人在元宝乡开辟群众工作，发展周天久、姜其玉（女）、周德秀（周解放后叛变）等十多人为党员，建立元宝支部，由周德秀任支书，周天久、姜其玉为委员。1949年1月，上级派陈立洪到嘉禾地区开辟工作，发展王仕遂、王洪金、伍本钊、王洪江、万正一等为党员，建立嘉禾支部，由王卓成任书记，王洪金、伍本钊为委员。1949年3月，孙永昌到望江乡谢家山地区接替原负责人熊涛的工作，发展曹文义、钟泉清等十数人为党员，建立望江支部，孙永昌任书记，钟泉清、熊涛为委员。上级派谭建孝、宋连仕二人直接插入定远地区，发展叶丰汉、王开敏、董明荣等为党员。川东地下党组织十分重视有庆地区的革命斗争，自1947年起到1949年，先后派熊扬、唐玉辉、谭建孝、宋连仕、刘兆钦、孔庆林、陈立洪等人指挥有庆地区的革命活动。到1949年9月底，共建立地下党支部4个，中心支部1个，发展党员63名，掌握积极分子700余人，组建武工队，向国民党当局展开一系列斗争。
二、团结群众组织“三抗”斗争
国民政府因内战需求，越发加重人民的兵员、粮税负担，到处抓丁派夫，勒索捐锐。1948年秋，有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指挥“三抗”（抗兵、抗税、抗粮）斗争，派党员到有工作基础的地区，分头组织“抗兵小分队”“抗兵团”。把贫苦的青壮年组织起来，白天干活，互相呼应，晚上集中，研究对策。党员孙常盛领导的元宝三个抗兵小队，成员40余人，把可能被拉的男性青年集中在一起，晓之以革命道理，贯输以一争方法，树立抗兵的信心，党员周天久领导的抗兵队员雷凤鸾不慎被拉兵，抗兵队庚即托有庆场上的袍哥杨焕廷去镇公所说情放出，进而增强队员抗兵的信心。他们还规劝、指挥有进步倾向的保长，利用国民党提出的“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征兵政策，向富绅人家索派买兵费用，而将卖“兵贩子”（长期贩兵，得钱后设法逃出来的人）充数抵“靶”。如有庆第三保用富绅出钱收买兵贩子郝仁杰抵靶，嘉禾二保令富户积资赎买刘昌元当兵。
抗粮、抗租、抗捐税，从两个方面入手，对国民党基层粮政人员晓以大义，使其不致过火追究贫苦人纳粮，对贫苦的佃农则鼓励其不向地方交租，向当局抗粮，有庆的粮库主任罗怀安，其任期内的文字、账务工作依靠党员张开阳帮助，地下党通过此种关系，引导罗某倾向于地下党。在征粮问题上采取应付当局的态度，对贫苦农户的欠粮，马虎催问了事，有庆第三保佃农刘良礼，佃种地主之田，1949年该交租十数个老石，一粒不交。党员周天久所住的第十保，1949年内大部份贫苦农户没交一颗粮。在进行抗粮、抗租的同时，还通过调查研究，利用当局执政上的种种弊端，寻找抗粮借口，使之无理逼粮。如地下党获知有庆乡第十保有县府民政科长范静秋，置田120挑，其粮额仅为1.2元，每挑田谷占粮额1分钱，而该保贫苦农民所占田谷，每挑则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标准，于是鼓动农民向县府指控，迫使当局不得不减少普通农民的赋额，增加范某的赋额。在抗捐税问题上，亦有创举。有庆镇长孙钟操纵把持收刮有庆的屠宰税收，常派心腹孙学思、孙学光深入民间拉“厘金”（强迫交纳屠宰税，乃至罚款），地下党员针锋相对地提出不交屠宰税，包税的豪霸无可奈何。1949年春，国民党为巩固巴山防线，抵抗解放军入川。在城口、万源一线普设防务，军粮物资全赖人力挑运供给，有庆地区奉令征集“铁肩队”（用人力硬挑军粮物资），但凡地下党活动的保甲，一名铁肩队员也派不出去，当局无法，又变换手法，逼令有钱人出钱，收买贫苦民众充当铁肩队，结果仍无获。党员周天久是当时有庆镇第十保的梭巡队员，负有催收入捐税之责，每当税捐到来之时，周用种种方法对抗，镇公所治他失职之罪，关押三次了事。
三、坚持统战工作，打击顽固派
坚持统一战线，争取基层政权人员，建立两面派政权，打击顽固派，是有庆地下党组织的又一个斗争策略。1947年，熊扬到有庆嘱孙永昌要争取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并介绍唐毅培养的统战对象糜伯熙的情况。糜伯熙是有庆地区的袍哥，任过渠县特委会秘书和治安中队长，在地下党培养下，起过一定作用。如1949年渠县特委会几次追捕有庆地下党负责人孙永昌、张良成时，糜伯熙每获知消息便督令其子糜桂生通风报信，使之转移。1949年3月，党的干部唐玉辉、段景鄂被迫由渠县转移南充，行至蓬安县境的福德乡被捕拘押于旧乡公所，请糜伯熙向时任福德乡长熊炳乾求救，熊得糜之信函，便将唐、段释放，后熊以“私通异党”之罪名，在清剿期间被枪杀在渠县南门大操场。嘉禾支部争取乡公所主任王家槐，王家槐是乡长陈有忠之心腹，被争取后颇为同情革命。后该支部在搞武装斗争中，王总是尽力支持，上下应付，顶压诸多非议，使地下游击武工队的建立和发展较为顺利。此外，地下党在建立统战工作的同时，还针对性的打击地方顽固势力。在搞两面政权中，乘国民党基层政权人事变动之际，用参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掌握保一级政权，如有庆、嘉禾乡当时有二十个保，有七个保长被地下党争取，安插六个党员到保内担任副保长及保队副，有七个副保长或分队副是地下党的外围群众。
四、抗清剿，保自己，壮大组织
1948年，国民党军事上节节失利，企图靠西南一隅为其复兴基地，除在军事上严加布防于大巴山外，为安定后方，又在政治上严加肃整，加之川东地下党领导的“岳（池）武（胜）合（川）华蓥山区”起义失败暴露后，国民党更加严密监视川中的地下党活动。1949年初，国民党108军罗广文部坐镇川东清剿地下党，称地下党为“共匪”“奸党”“异党”，意欲全歼剿尽而后快，将清剿司令部设大竹。6月，其军事清剿深入有庆地区，派李楚凡的突击营两个加强连进驻有庆场上，营部安置在有庆，由李楚凡等坐镇指挥有庆地区的清剿活动，清剿军到后，召开各种会议，广出布告，号令“奸党”分子自首。各支部利用其基层政权的合法身份，参加其清剿会议，刺探其布置，在清乡军下令广设岗哨盘查哨时，派党员担任盘查哨长，在清乡军严密清理“国民身份证”时，地下党员利用职务便利，拿出空白国民身份证供外来者灵活使用。嘉禾支部的党员伍本钊、陈元仁利用教师的身份，主动接近绥靖工作组长白梦麟，刺探其清剿布置，利用帮白梦麟办宣传壁报，助排练剧目之机，拖敌于烦琐事务之中，勿使其有过多精力从事“清剿”活动。突击营在有庆地区两个月的“清剿”活动，地下党毫发未损。清剿刚结束，为适应斗争需要，1949年8月，建立有庆中心支部，与川西地下党负责人张乐山合作，得到了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指示。
罗广文（图片来自网络）
五、组织地下武工队，迎接解放
1949年9月，川东地下党有庆中心支部在有庆和嘉禾地区各组建一个武工队，下设5个分队，有队员170余人，嘉禾武工队以王洪金为中队长，王卓成为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队员84人，扎营于嘉禾、㶍渡交界的蔡家祠堂，吃粮由㶍渡挺进军支队长雷中民（亦称雷忠民、雷宗民）支拨。有庆武工队孙永昌兼任中队长，下设两个分队，有队员81人，两中队拥有长枪104支，手枪6支，刀矛12把，各类子弹2000余发，都是控用国民党乡、保政权中的武装。武工队建立时，得川西党负责人张乐山支援，送来仿二式步枪二支，手榴弹二枚，武工队保护粮仓和交通设施。有庆镇长董明光勾结镇干事唐科宇，趁紊乱之际，三次企图分吞囤存于有庆镇属保内民仓之积谷，皆被有庆武工队员查获阻止，保全后交人民政府使用。嘉禾武工队派便衣队员秘密去中滩监视国民党败军溃退迹象，提防其炸毁关键性的中滩公路桥梁，注视县长刘炳中、专员邱仲丕的溃逃行踪，以便堵截。
1949年12月13日，有庆地区派来共产党的工作队，与有庆地区川东、川西地下党负责人联系组建新政权事宜。1950年1月，川东、川西地下党领导的武工队统一合编为有庆区中队，收缴国民党时期的公私散存械弹，维持社会治安。3月，到渠县集训整编后，大部队员留用于地方武装部队的区中队、警卫营中服役。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雷映松（渠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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